pg电子模拟器成都金沙遗址是先秦时代古蜀文明重要的祭祀、礼仪中心，时间为商晚期到春秋早期，在这里出土有包括太阳神鸟、黄金面具等在内的大批贵重礼器，其中有一种石雕的跪人像，颇为有趣。

　　金沙遗址出土了12件石跪人像，这些人像的头发属于类似现代人的“中分”造型，像是左右翻开的一本书，被称为“一本书式”，脑后部有发辫垂至腰间。根据美术史学者巫鸿的研究，在芝加哥美术馆收藏的类似石跪人像，以及成都方池街出土的一件三星堆文化石跪人像，都属于同一种艺术类型，类似的石跪人像也见于更早期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如1984年在三星堆遗址真武村西泉坎出土的石像。

　　巫鸿认为，远古时代人们认为眼睛具有魔力，所以在三星堆发现那些巨大的青铜眼睛，以及眼部立体夸张的“纵目”青铜人像，都是非凡神力的象征。而芝加哥美术馆藏、三星堆以及方池街出土的石跪人像都是没有眼睛的，所以这些没有眼睛的石跪人像是为了表达毁灭其生命力的含义。不过，在金沙出土的这些石跪人像却是有眼睛的，而且是彩绘眼睛，用红、白两色描绘出眼眶和瞳孔。

　　由于这些石跪人像造型奇特、赤身裸体、双手捆绑，因此多有学者认为这些人像的身份地位低下，属于“羌人奴隶”、“战俘”、“石雕奴隶”、“人祭的代用品”等。但仔细分析，其实这些石跪人像的身份可能并非低下，恰恰相反，他们很可能是属于高级别身份的巫觋，甚至是王者。

　　为什么呢？首先，一些石跪人像的脑后雕刻有清晰的发辫，如金沙2001CQJC：716pg电子模拟器、芝加哥美术馆藏石跪人，都梳着整齐的发辫。这种讲究的长辫子，在古蜀人形象中，恰恰见于上层身份者pg电子模拟器，如金沙出土的青铜立人，手持礼器祭祀太阳神，身份高贵，他的脑后就梳有长发辫。三星堆一些青铜人像，应当是蜀人不同部族豪酋的祖先形象，脑后也有长发辫。三星堆和金沙同属古蜀文明，时代和地域稍有不同，但礼仪文化一脉相承，豪酋祖先、主持祭祀者都有讲究的长发辫，如果是地位卑贱者，显然是不可能僭越的。

　　那么，为何这些石跪人都是裸体呢？如果是贵族豪酋，应该穿高贵的礼服才对啊，比如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就穿着装饰有龙纹的礼服。实际上，裸体在古人看来具有神秘莫测的超自然力量，一些仪式上恰恰需要这样的形象。

　　《韩非子·内储说下》记载李季的老婆偷情，他突然回家，该老婆便让奸夫“裸而解发，直出门，吾属佯不见”，李季见到裸体出门的奸夫，以为“吾见鬼乎”，于是赶忙用兰汤洗澡去辟邪。可见，在先秦人心目中，超自然力量的鬼是裸体的。

　　《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赵简子梦见“童子裸而转以歌”，预言吴国会攻占楚国首都，传达上天预言的童子也是裸体。汉代画像砖上的仙人，不少也是裸体的形象。《杨家府演义》卷五中，辽人的天门阵之所以厉害，是因为有裸妇的“太阴阵”，阴风习习、黑雾腾腾，宋军被这种超自然力量击败。

　　柯文在《义和团、基督徒和神》中谈到，后世义和团大师兄们，就继承了这种古老的观念，他们说洋枪本来无法伤害大师兄，但由于洋人阵前有精通法术的传教士，而且这些洋和尚能赤身裸体作法，因此大师兄们只能战败而逃。日本学者林巳奈夫通过对商周青铜器上的人物形象分析，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是“殷周时代的神灵是裸体的”，这一点其实很值得注意。

　　如果我们能回到远古时代人们的精神世界，就应该知道当时观念与现代人之间的巨大差异，凡人才是穿衣的，而神灵与鬼则是裸体，具有超自然力量的人物往往是裸体的。因此，古蜀人的贵族或巫觋在礼仪活动中以裸体形象出现，并不奇怪，这恰恰是为了凸显这些人肩负任务的超自然力量。

　　第三个疑问是，这些人明明是被捆绑的，而且跪地，怎么能说身份高贵呢？这就需要了解先秦以来贵族、巫觋、王者们肩负的宗教使命，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商汤求雨的记载。

　　《吕氏春秋·顺民》记载说：“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翦其发，枥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

　　类似的记载，也见于《淮南子》佚文、《御览》引《帝王世纪》，说商汤灭夏后连续几年遭遇大旱灾，于是决定求雨，剪去头发指甲，坐在柴堆上，正要点火，大雨突降。在《论语·尧曰》、《墨子·兼爱下》中都记载商汤的祷词是“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可以看出，早期的宗教伦理精神中，国王其实是“赎罪的羔羊”，遭遇灾害的时候，他有宗教义务为国民牺牲，成为祭品。

　　还有《说苑》记载齐景公在旱灾时，亲自担任“人祠”牺牲；《新语》佚文记载卫文公遭遇大旱三年，也是亲自担任“人祀”牺牲者；《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住到野外连续被暴晒三天，变相被太阳烤焦，果然求得大雨。后世文献中，一直到汉代，都仍然有地方官作为精英，亲自向神请求将自身献祭，为民赎罪谋福利的流风余韵。

　　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在其名著《金枝》中谈到，古希腊、罗马社会中有替罪人的文化，例如在古希腊的马赛城，一旦瘟疫流行，人们就会养一位穿圣衣的“神”，用神枝装饰起来，将全部灾祸转移到他头上，然后在城外用石头砸死。雅典人也养了一批供献祭的神灵。

　　古希腊罗马晚期的萨格里亚节，牺牲者是以公众替罪羊的身份为主，他把全民的罪过、灾难和忧愁带走，在更早的时候，他是植物神的化身。古罗马农神节，就是纪念农神萨图恩，他是神也是国王，教人耕种，制定法律，开创了太平盛世，后来扮演这位神王的都会被杀死，以纪念这位神为世人献出自己的生命。在古代欧洲，存在将国王（神）杀死以赎罪或祈求丰收的习俗。

　　类似的习俗颇为广泛，也见于亚洲和中美洲墨西哥等地，其实早期的国王或扮演神，或被视为肩负赎罪使命的巫觋，他们有义务为公共利益而献身，就像商汤那样为求雨而牺牲。了解这个大背景，则带着贵族发辫却被捆绑的石跪人像，就更容易理解了。捆绑、跪地，并非卑贱的体现，恰恰相反，这表明他们是赎罪牺牲的国王、大贵族，就像是牺牲的商汤一样，为古蜀先民的利益，奉献出自己的生命。

　　值得注意的是，金沙遗址19号遗迹作为一组完整的石雕组合，从全套配置来看pg电子模拟器，其内容不只是一件石跪人像，而是包括了1件石蛇、2件石虎、3件石虎尾和大量石璧的组合，出土时石人像和石虎并置一处。在古蜀文化中，蛇和虎具有重要的象征含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就出土过一件立体蛇形饰件，三星堆亦见多件金虎、青铜虎，表明蛇与虎可能与中原的“龙虎”一样，是一组搭配，是古蜀人心目中的神兽。

　　有趣的是，石跪人恰恰与这组神兽配置在一起，应该不是偶然。施劲松先生曾提到，要理解这些石跪人与动物雕像的关系，可以借助张光直先生对商周动物和巫觋关系的讨论来理解。

　　张光直先生认为，动物对于萨满来说，是重要的伙伴，甚至是同体的另一半之化身。他引用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对西伯利亚和阿尔泰人萨满的描述，这些人物能够召唤野兽和鸟类来到身边，这些旁人看不见的动物能帮助萨满升入天界。他认为，早期中国的礼仪和美术，具有强烈的萨满性格，《山海经》中那些乘龙的王，其实就是萨满世界观中凭借动物伙伴升天的例子。《大荒南经》中的不廷胡余，就踩着两条青蛇飞行。

　　而在中美洲的早期艺术中，虎也往往是统治者“我的另一半”化身。因此，金沙19号遗迹中与石跪人一起出土的蛇、虎，其实都是萨满性格的王者的动物伙伴，乘坐这些神物，他们可以升天入地，交通鬼神。

　　综合这些迹象看来，从三星堆到金沙都一直存在的石跪人像，其实应当并非卑贱的“羌俘”，精心梳理的辫发是豪酋的发型，裸体的形象是超自然力量的显现，被捆绑跪地是为全民赎罪的以身祷神壮举，石雕蛇、虎是这些巫觋、王者升天入地、与鬼神交通的坐骑。这些石跪人，是古蜀国的商汤、卫文公、齐景公一类人物。牺牲自己，造福大家，其实是当时的“贵族精神”，既见于中原文化，也存在于西南的古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