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电子模拟器佛教造像，指寺院供奉的立体和平面的佛像造型。随着“像教东渐”，印度佛教造像通过陆上和海上丝路传到中国，不久又溶入中华文化，逐渐形成了汉传、藏传、南传等具有地域和民俗特色的中国佛教造像。同时，佛教的造像受朝代更替、经济发展及造像材质、艺人素质观念等影响，又形成了不同流派和个性特色不同的造像艺术。宁波佛教的造像，总体上属汉传佛教造像系统，造像材料以石、木、金属和泥塑为主，保存较多的历史作品以石造为主，而平面的绘画佛像因较难保存，流传于世者较少。

　　佛教造像，包括佛、菩萨、护法天王、金刚力士、罗汉和著名高僧的造像，本节以历史发展为纵轴线，以各市县区现存实物作品及有关史料为辅线，对宁波佛教造像的兴起、发展及特征作一初步梳理，由于不少作品已由文物部门收藏，有的寺院又未及整理，未免有所遗漏，待日后补正。

　　佛教是世界宗教之中的像教，设“像”行教，即佛、法、僧“三宝”流传中，缺一不可。据佛经记载，在释迦牟尼在世时已产生佛像，以后又产生众多的佛、菩萨、弟子和护法。而佛教造像又以平面的和立体的以及各种质料制造的形象，随着佛教的传播，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前后传入中国。

　　印度佛教造像传入中国主要是通过西域的陆上丝路和南海、东海的海上丝路，而云贵西藏的南传丝路也有可能传入。中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是汉初平四年（193）徐州笮融祠佛。《魏书·释老志》记载河南洛阳白马寺在东汉永平十一年（68）已传入印度经像，但无实物佐证。而留存传世的佛像有四川乐山麻浩墓中的阳嘉三年（134）佛像和山东孔望山的东汉时代（25－220）石刻佛像。

　　宁波佛教的最初传入，《镇海县志》和《灵峰志》记载为：“东汉永平十六年（73），普定禅师结精舍于此，时称佛国道场。”《灵峰志》收录的《瓶壶山灵岩院新修院碑记》有“东汉永平中，因梦显灵权，舆兹法徭，是像教来□□□兴历绵代……”。普定在此“设像行教”，故被尊为灵峰开山之祖。此后有晋武帝泰始三年（267）葛洪炼丹与本山道安师共饭等记载。另外，据载宁波保国寺也建于东汉建武三十一年（55）。但比较可信的是三国东吴时代所建的慈溪五磊寺和普济寺。五磊寺由印度僧那罗延创建于赤乌八年（245），比康僧会从南海北上到浙东吴地“设像行道”要早一年。普济寺则由三国东吴人阚泽舍宅而建。

　　西晋时期（290－316），宁波始有佛像实物。鄞州东吴和慈溪出土的陶罐捏塑佛像属于印度佛的湿衣式佛像，又称笈多式佛像。佛穿圆领僧衣，结跏趺坐于莲台，背有圆光，尚未汉化，应是从海上丝路传入宁波的最初佛像。

　　促成宁波佛教和造像的发展的重要原因是东汉后期北方的战乱。当时，从西域到中原的高僧纷纷避乱于浙东，如安息国安世高、大月氏人支谦等即“避地会稽”。支谦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中提出的造佛像“三十二相”，至今仍是造佛的基本准则。三国时期东吴曹不兴善佛画，戴逵（326－396）铸佛并大漆夹紵造佛于山阴灵宝寺。而在宁波，西晋太康三年（282），刘萨诃创建古阿育王寺；永康元年（300），义兴开山结茅始创天童寺。此外，还有慈溪洞山寺（238－251）、余姚龙泉寺（336）、奉化雪窦寺（317－419）、余姚九功寺（479）、西域僧昙猷于宁海所建白水庵（405）、象山等慈寺（425）、宁海吉祥寺（503）、慈溪金仙寺（535－546）等。

　　可见，自东汉晚期至南朝，从印度通过海上和陆上丝路传入的佛教与佛像艺术在宁波迅速渗透。但以上在宁波创建的寺院和佛像，原迹已荡然无存。然鄞东栎斜村西晋墓出土的五朕罐上堆塑的6尊半身佛像，证明佛教和佛像确已开始渗透。今天童寺文物室有高0.2米的北魏太和年间（477－499）铜铸观音菩萨，是“百乘□万兴为父母敬造”，从衣纹和面型来看，该观音还难以断定为本地所造，只能认为是本地所藏。天童寺还保存有“大魏天平二年（535）八月”款识的高0.31米的浮雕石刻释迦立像，雕刻粗犷，也难以说明为寺院原有。此外，七塔寺文物室也有北魏摩崖石佛残件。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北方佛教的繁荣期，而在宁波也开始波及，“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但多集中于建康（南京）附近。到了南朝晚期，北方大批人口南迁，江南经济开始繁荣，中原佛教文化大批向南方转移。公元581年，隋文帝统一中国，一年后敕令全国兴佛，一时“寺塔遍赤县，僧尼充九州”。公元618年，唐朝建立，由于国家统一、经济发达，佛教空前发展。在唐代近300年时间里，宁波兴建的主要佛寺及庵堂就有数百所，明州城内著名的就有开明庵、开元寺、万寿寺、戒香庵、天封塔（寺）、崇教寺、国宁寺（天宁寺今存西塔）、东寿昌寺、景德寺、境清兴法寺、太平兴国寺、药师院、承天寺、普照寺、白衣寺等。奉化在唐大中、咸通间（847－874），建禅院38座。今天的镇海和北仑区，唐代建造的佛寺就有香山教寺、灵岩禅院、觉海禅寺、观音讲寺、总持讲寺、泗洲教寺、华岩禅寺、真修讲寺、兴善教寺、资圣讲寺、瑞岩禅寺、净居禅寺、明慧禅寺、佛岩禅寺14座。其他建于唐代的各市县区的主要佛寺有江东区七塔寺、余姚芦山寺、宁波明恩寺、象山常乐院、鄞县大梅山护圣寺、圣寿寺等。

　　宁波现存唐代佛像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为收藏于保国寺内的普济寺石经幢和永寿庵石经幢。前一石经幢原是古慈溪普济寺的镇寺之宝，雕造于唐开成四年（839）。石经幢通高4米，八角，幢身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全文，顶部刻云盘，基座刻盘龙，束腰刻八大金钢，造型稳重，雕刻精致，是典型的汉化造型和汉化的造像。立于保国寺天王殿前的还有一座为原宁波江东永寿庵唐代石经幢，存莲座和底座三天王。另有1件石刻造像为鄞西洞桥镇的圣寿寺石经幢石刻佛像，于1996年9月发现时仅存一节。鄞西小溪江上的百梁桥北原有唐会昌四年（844）所建的圣寿寺，寺面对潮进潮出的小溪江，寺内放生池前有一座高约3米的石经幢石塔，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尚存三级，今仅存一节，保存在村内。石佛刻四面高0.38米，宽0.25米，均为坐佛，面相饱满，具有唐代特有的简洁饱满雕风，佛像已完全中国化。此外，在七塔寺遗址上发现唐代石塔佛像2尊，有六面和四面各一节。

　　唐代，明州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大批浙东佛教造像随往返的遣唐使和僧人流入日本，其中佛经、佛画和佛像是最主要的携带品。宁波城内的佛寺和近郊的天童、育王、大慈山、瑞岩、雪窦山等都是日本僧人的求法地。日本惠萼曾三次入唐，公元862年回日本时带回观音像，因突起风浪，只能奉留于紫竹林，建“不肯去观音院”，此尊观音曾移置于宁波七塔寺。扬州大明寺鉴真六次东渡，二度留居阿育王寺，后带到日本的有佛像、佛具、佛经多种。唐代的金属佛像，在1982年宁波市天封塔地宫出土1件，高仅0.17米，为小型的佛说法像，背有圆光，面相饱满，造型简洁。同时出土的还有五代吴越时期（907－978）的铜舍利塔，高0.3米，印度式，刻有佛像、天王及佛成道等故事。阿育王寺西塔在1980年修塔时曾出土方形铜舍利塔，上有刹杆，现藏于舍利殿，其形状极似殿中的石制舍利塔，此塔重建于唐玄宗时（712—756），可能为该时代作品。

　　唐末会昌灭佛（841－846），又历经五代十国战乱，不少佛寺化为废墟，佛教备受摧残。但南方地区的吴越国因保境安民，隆兴佛法，反而更为复兴。至北宋统一，明州成为“东南最名邑，烟水万人家”的繁荣都市，商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佛寺的兴盛，据《宝庆四明志》的记载，北宋期间鄞县城内外有佛寺70余所，比唐代要增加2.5 倍，象山县在北宋时期有寺院16所。

　　南宋（1127－1279）初，大批士人南迁，而宁波又多出达官，佛教文化达到空前繁荣。如明州籍丞相史浩、史弥远、史嵩之、郑清之、魏杞、叶梦鼎等都倡导佛教，南宋册定禅宗“五山十刹”，天童、育王、雪窦寺名列其中。中国佛像艺术之中的布袋弥勒，即以五代后梁时期（907－923）奉化岳林寺僧契此为原型，并最早在宋代明州佛寺中普及，后风行全国各地寺院。明州曾涌现一大批著名于中外的造佛师和佛画师，其中如南宋淳熙年间（1174－1194）应邀到日本重修东大寺高18米的卢舍那大佛的明州造佛师陈和卿、陈佛寿、伊行知、六郎等。

　　南宋时期的明州佛教绘画在国内现已稀见，但在海外却留存不少。如由周秀常、林庭珪作于南宋淳熙五年（1178）的《五百罗汉图》，共100幅，分藏于日本大德寺和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画以绢帛为材质，工笔敷彩，每幅高1.1米，宽0.53米。明州民间画师陆信忠的《佛涅槃图》、《十王图》（10幅，每幅高0.83米×0.47米）收藏于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陆信忠还绘有《十六罗汉图》16幅，现藏于日本京都相国寺，题有“庆元府车桥石板巷陆信忠笔”。车桥石板巷，即今药行街。此外，美国波士顿博物馆也藏有陆信忠的16幅《十六罗汉图》。明州画家金大受的绢画《十六罗汉图》16幅，高1米×0.41米，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等。他的《十王图》现存9幅，藏于美国。此外，还有“四明普悦”所画《阿弥陀佛三尊像》3幅藏于日本清净华院；“四明仙圹赵琼”所画的《十六罗汉图》、《诸尊集会图》等藏于美国和日本。

　　上述海外资料证明，两宋时期的明州，已有一批商业性佛画作坊。在频繁的佛教文化交流与民间贸易活动中，明州的佛像由僧人和商人传入日本。如北宋熙宁四年（1071），明州商人潘怀清向日本太宰府献佛像；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日僧练中归国时带回育王山达摩像；淳祐元年（1241），日僧净业带回一批佛像等。曾三次入明州的奈良东大寺僧重源带回观音大势至及《十六罗汉》1套；日本律僧俊仍曾习律宗于景福律寺数年，带回《十六罗汉》2套、水墨罗汉32幅。

　　值得一提的是，日僧奝然于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从三门湾入宋，回国时除带回《大藏经》外，还带回由台州佛像师仿制的旃檀佛像和十六罗汉像，现供奉在京都清涼寺，成为印度笈多式佛像的代表作品。

　　据近数十年来宁波的文物普查和考古发掘，宋元期间留下的石刻和金玉佛像仅约10处，从总体格调来看，均属宁波地域的汉式造像，佛像态势接近常人，平易亲和，金刚力士及神将按宋代宫廷武士装束。下面，择其要者述之。

　　慈溪普济寺是宁波最早建立的佛寺之一，遗存的唐代石刻经幢已迁至保国寺，数块原佛座的北宋飞天浮雕须弥座，今存慈城镇江北区文保所。梅园石雕的石刻飞天原砌在改建校舍的墙上，现已挖出保护，每块石刻高约0.17米，长约0.8至1.8米，共11块，刻有5个飞天，5个天王金刚和莲花宝相牡丹等。飞天裸上身，饰璎珞风带，手持花朵，下半身着裙，不露足。飞天女面容饱满，身材较肥胖，有盛唐遗风，但头戴发帽，动态已显呆滞，不及唐代及北魏飞天的婀娜。飞天又称伎乐天，梵文译作“乾达婆”，中国飞天是印度式飞天中国化的产物，普济寺飞天是手持花草的“供养天”，作于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是宁波佛像飞天的唯一遗存。

　　天宁寺初名“国宁寺”，唐大中五年（851）建，北宋崇宁间（1102－1106）改“万寿”，政和年间（1111－1118）改“天宁”。寺前曾有二塔，今存西塔。天宁寺遗址出土的石刻经幢、塔檐飞天为佛经中所称“天龙八部”之一的护法天神，又称“天人”，其造型与普济寺比较，显得修长多姿和飘逸，故可能是五代北宋初期的雕刻。

　　东钱湖湖心山中有石制七层方塔，高9米，塔心壶门上刻有释迦、阿弥陀、药师、天王、金刚、观音等浮雕石刻共39尊pg电子试玩平台，另外还有3位金刚力士,并刻有“政和”年号。据《鄞县通志》载，塔始建北宋（960－1127）初，政和年间（1111－1117）所刻佛像，都是汉式禅宗造像，像高约0.5米-0.8米左右。

　　据《宋史》、《东钱湖志》、《鄞县志》和《鄞东史氏宗谱》等记载，宋孝宗时，鄞籍丞相史浩于东钱湖上水村建龙聚庵，下水村建无量寿庵，湖的西山建尊教寺、青山寺，首创南宋时代的最大规模的水陆道场，又在月波寺后开凿“宝陀洞天”石窟。继史浩之后，其子史弥远在东钱湖扩建、新建大慈寺、妙智寺、宝华寺、悟空寺、辨利寺为功德寺。后史岩之任临安太守、龙图学士期间，为满足其母朝拜普陀山之愿，在东钱湖中心的湖心岛上开凿补陀洞天，俗称“小普陀”、“观音洞”，洞高宽各3米，深41米，洞内刻高1米的石观音1尊、高0.5米石韦驮1尊，长约0.8米的飞龙1条。“补陀洞天”在1978年整修湖心圹时发现，成为浙东南宋时代保存较好的佛像遗存。（插图51）

　　据慈溪灵湖畔的《洞山寺田山碑》记载，湖墩村村后将军山上的洞山寺创建于三国赤乌年间（238—250），寺背山面湖，登山古道的山岗上有一座高近6米的六角形石塔，原有七层，现幸存五层四檐，建于宋代。底层直径1米，每面高0.6米，宽0.4米，6面刻护法天王和金刚力士。第二层直径和高度缩小，刻有观音、大势至、文殊、普贤、地藏等6尊菩萨。第三层刻释迦牟尼、药师、阿弥陀等6尊佛。第四、第五层每面刻0.18－0.20米坐莲童子，最上面用复钵形的宝顶，每层间隔石刻挑檐、整体造型古朴、凝重、简洁壮严。

　　据《宝庆四明志》等记载，大梅山因汉代梅福隐迹而得名。入唐，中国禅宗八祖马祖道一的嫡传弟子法常在此开山结茅，创建保福寺和护圣禅寺。南宋时日本求法禅僧道元、心地觉心等曾上山朝拜此塔。

　　今存大梅山旧址上的二节六面石塔，俗称法常塔，雕造于南宋。上节每面高0.34米，宽0.20米，刻佛、菩萨和天王。下节直径约0.6米，高0.37米，每面宽0.22米，刻天王、菩萨各2尊，均用本地黄灰色山岩雕成。（插图52）

　　延寿王寺位于东钱湖洋山岙之南，建于五代晋天福二年（937）建。2003年10月在延寿王寺寺址发现四方形石塔二节，刻有“时在绍兴二年（1133）石匠吴仁安造”等字样，上一节为方形，每边宽0.41米，高0.31米，刻四坐佛四菩萨,观音持柳枝及地藏、文殊和普贤。下节略大,每边宽0.47米,高0.33米,刻立势四天王，持斧、执鞭、杖剑、托塔，用灰白色沙岩刻制。

　　广渡庵，《鄞县志》称广度庵，地处东钱湖下水村东村的山岙中，始建年代不详。此石塔仅存其中一节，直径0.52米，六面刻剔地凸起的天王、菩萨，每面高0.31米，宽0.27米，其中有多闻天王一手擎塔，也有持金刚杵，应是南宋至元代的遗物。

　　护法四天王在古印度象征地、水、风、火，而在中国佛教象征为风、调、雨、顺，合国泰民安之义。从唐代起，浙东佛像雕刻已汉族化，因此天王的造像都以中国唐宋时代武士猛将的衣冠服饰为模式。今存阿育王寺舍利殿后壁的四天王，原为护持阿育王寺西塔的石刻，雕造于元至正二十四至二十七年间（1364－1367）,后重建西塔，四块石刻嵌在舍利殿后。四天王各高1米，宽0.6米，厚约0.15－0.20米，由青灰色梅园石雕刻，握板斧、使长剑、持神伞、护宝塔，神采奕奕，其中三位天王手中各持有小型塔，属元代天王雕刻的典型。（插图53）

　　据《镇海县志》载，镇海县城内梓荫山北麓有铁观音寺，建于宋，寺早毁。1995年在其遗址建镇海中学艺术馆时，出土了3尊石灰岩刻的护法天王，每尊连云座通高1.08米，净高1.50米。由于出土石刻无任何标识，仅从服饰上分析与南宋石刻的武士相同，且足踏祥云，手中原持有法器，故应为佛教造像，初步认定是宋代雕刻。

　　天封塔，原名僧伽塔，高18丈，唐天册、登封年间（695－696）建。五代后周广顺二年（952）在塔旁建“天封塔院”。南宋建炎（1127－1130）初塔毁于兵火，绍兴年间（1131－1162）重建时在地宫埋入一批佛经佛像等，此后天封寺及寺塔累修。1982年，天封塔整体重建时，在塔底地宫发现了一批佛像及其他有关文物。如有落款为绍兴十四年（1144）三宝弟子赵允合家敬造（献）的浑银地宫、铜制西方三圣佛像及阿难迦叶尊像、银龛金质阿弥陀佛。出土的天封塔地下宫殿（模型或称缩微）面宽0.47米，进深0.38米，高0.55米，内供有佛像熏炉，佛塔等文物多达140余件。

　　天封塔出土的唐代佛像，其中有铜阿弥陀佛立像，舟形背光，左手下垂，通体贴金，造型端庄，背光饰有小型珍珠五颗。出土的2件玉器佛像，释迦及阿难、伽叶坐立像高仅10厘米，有纯金绘饰。另有僧伽玉像，高仅4厘米。僧迦是中亚国“胡人”，《延祐四明志》称天封塔为僧伽所造，又称僧伽塔，僧伽，又称“泗洲大圣”或“泗洲文佛”，为观世音化身，呈老年尼相。

　　此外，属于南宋时代的石刻佛像遗存，还有江北区慈城镇的四方塔坐佛、宁海县西店镇广德寺的神龟驮佛等。

　　明清时期，统治者对佛教均采取扶持政策，宁波佛教寺庵的数量急剧上升，如清代同治年间（1862－1874），鄞县寺庵就达518座。宗派上则以禅宗、净土、律宗、天台为主。但这一时期不十分强调宗派区别，弘传天台的讲寺也同样供奉相似的佛像，采用相似的殿堂布局。如宁波七塔寺既设大雄宝殿，又设圆通宝殿，供“西方三圣”。象山县弥陀浄寺，以观音为进门的首位“接引”，佛殿中正中供阿弥陀佛，左右列十八罗汉，阿弥陀佛背后塑大型塑西方“极乐世界”，而后殿增设了民间传说中的“赵五娘殿”，据传说东汉时代赵五娘千里寻夫到象山白沙湾，后人纪念她，在弥陀寺造了专殿。

　　此外，宁波城内定香庵，旧称戒香寺，据传宋时有维卫佛哑女现身。明弘治十三年（1500）宝云讲寺迁建于戒香寺遗址。万历三十四年（1606），住持兴美建维卫佛殿，而维卫佛是七佛中的第一佛，又称毗婆尸佛，与奉化布袋弥勒、育王释迦牟尼舍利，合称“四明三佛”。崇教寺内塑三佛，明徐时进、范汝樟为之作记。但维卫佛的造像后来未传下来。除宁波城内的维卫外，在宁波北仑区的灵峰寺和茅洋寺增设了葛仙殿和圣母殿，这种仙佛共寺的还有鄞县金峨山的引仙桥、迎仙桥。

　　从明末清初起，以余姚市陆埠为中心，逐步形成陆埠派木雕佛像，雕造的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汲取密教造像的特色，特别在清代晚期，陆埠派特色以显密结合的金木雕像誉满东南亚，形成了与福建派并立的江南两大佛雕艺派；以宁波鄞州为中心，形成宁波派的铸铜和泥塑漆雕佛像。另有慈溪、余姚及宁海民间木雕、石雕佛像也很发达，且都有明显的地方性和时代特色。

　　余姚胜归山摩崖石刻胜归山在余姚市城北1公里处，旧称“打石山”。据《余姚县志》记载，东晋刘牢之平孙恩得胜驻兵于此，故名“胜归”。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胡宗宪任余姚令，抗倭得胜屯兵此山，不久民间出资在山上开凿摩崖石刻，因山上原建有庙寺，于是在山崖上增设胡公殿、观音阁等，今存山上摩崖石刻佛教造像14尊，另有历史名人诗词语录10余方。据山崖上的“胡公岩”三个大字旁款识可见“大明嘉靖乙卯”（1555）已有刻石，直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陆续有刻制。其中最高大的是阿弥陀佛，高近5米。另有布袋弥勒、伏虎罗汉、济公、沙弥看经、观音与善财、无量寿佛、伏虎罗汉等，整体雕刻显得粗简，形体构造不合比例，可见都是民间自发性造像，但最初可能得到官方支持，如其中有“赐进士知余姚县巴郡李伯星”等字样可证。（插图54）

　　鄞州天童寺佛像据《天童寺新志》记载，寺内铜铸佛像共有9尊，其中北魏“太和二月”款观音坐像1件，高0.2米；明代铜佛5件，高0.19米至0.56米，其中1件为藏式，估计为外来流通供奉；银铸鎏金座佛1尊，高0.17米；有清代布袋弥勒坐像1件，另有明代毗卢观音2尊。特别是毗卢观音，明代浙东民间多有雕造。

　　除了以上《寺志》记载以外，天童寺藏经楼有坐于莲台的释迦说法，通高约0.7米，背部铸有万历三十年（1602）款。另有一尊为高约0.7米的释迦牟尼立像，施无畏印相，采用印度马吐腊式的湿衣法，应是明代的铜佛。（插图55）

　　在天童寺的最后最高的一座“罗汉堂”内，刻有一套由18块石碑组成的碑刻“十八罗汉”，每块碑石高1.7米，宽0.7米。前17块由著名的清代四川画僧竹禅作画并诗。最后一块由觉禅画并诗，刻于民国七年（1918）。这套十八罗汉仿唐末五代贯休“十六罗汉”的梵相画风，笔墨豪放俊逸，粗中有细，意笔寓工，画中配诗，幅幅有神。其中东序第九座和西序九座是在贯休十六罗汉再加上“降龙”和“伏虎”两罗汉，说明中国佛教造像从明清以后，寺院和民间多以十八罗汉替代十六罗汉，而“降龙”和“伏虎”本身就是佛教民族化的产物。

　　鄞州阿育王寺佛像阿育王寺佛像最早的为雕造于元代的舍利殿后壁的四天王。雕刻于明代的舍利塔外印度式佛像浮雕，已于1980年修复。

　　阿育王寺文物室现存2块清晚期的线描石刻，一刻于光绪九年（1883）的释迦牟尼佛手、西方三圣和佛足印，高1.2米，宽0.7米；另一刻于光绪十年（1884）的《舍利塔图》，高1.05米，宽0.5米。文字记载了释迦牟尼舍利宝塔与阿育王寺开山利宾菩萨之缘，图中心为印度式的舍利宝塔，而塔左右立有刘萨诃和大权修利菩萨。塔上部有天女、天神、天王14位，中心坐释迦佛。据元代阿育王寺五十八代月江印禅师《育王录》记载，大权修利菩萨为舍利殿及舍利塔的护法神，清代观察使杜爽有《道经育王诗》：“利宾与大权，俨立同供养。”所以中国佛像艺术中的大权菩萨是唯一的宁波地方护法神。南宋时期，日本僧道元禅师曾朝拜古育王舍利塔涌现处，他回国时请回去的大权修利菩萨作为日本曹洞宗的护法伽兰，源出于阿育王寺的大权菩萨造像。

　　关于阿育王寺幸存的其他佛像，新修《寺志》未载。现存阿育王寺文物室的坐禅观音铜像，高70厘米，应是明代铸造的作品。此外，在重建的东塔院开山堂对面，有一尊贴金的阿弥陀佛接引相，高1.5米，为明代石雕，现已贴上金箔，左手和右臂都为后补。

　　上述2尊明代铜佛和石佛为典型的浙东禅式造型，铸造技艺和雕刻水平堪称一流pg电子试玩平台。

　　阿育王寺《十六罗汉》碑刻，仿刻唐末五代兰溪籍画家贯休的作品。贯休号禅月大师，曾寓居杭州、苏州等地，受西域画风之影响，以画“梵相”著称，所绘“十六罗汉”闻名于世，真迹在南宋时流传于日本。此套仿贯休笔意的作品每幅高1.05米×0.5米，嵌于阿育王寺法堂两壁，有乾隆跋及后人新定法号。罗汉（拓本）在民国十一年（1922）由阿育王寺住山宗良摹刻于石，极为珍贵。（插图56）

　　七塔寺清代五百罗汉砖刻及其他佛像五百罗汉，即佛经记载的获“阿罗汉果”的500位得道高僧，但传入中国的印度佛经有其故事，却没有具体名称。在中国文化史上，虽有唐代杨惠之塑五百罗汉，也有北宋天台山造五百罗汉，陕北富县阁子头寺也雕有五百罗汉石刻，但都没有名号。直到南宋，杭州净慈寺塑五百罗汉，且按乾明院的五百罗汉名号注明。又过了数百年后，广西桂林和湖南南岳祝圣寺按清代嘉庆三年（1798）刻在常州天宁寺的线刻罗汉翻刻。到清代光绪十六年（1890），湖南籍高僧慈运法师住持宁波七塔寺，取得祝圣寺心月上人复刻的旧拓重刻，始于光绪二十年（1894），成于二十二年（1896），历时三年告竣，每幅砖宽0.35米，高0.30米，每砖刻2位罗汉及名号，并附刻出资的信士名姓。此外，七塔寺文物室收藏10余件清代木雕佛像，不少石刻从外地流入。（插图57）

　　明清至民国时期，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佛教寺院的大型佛像存世不多，但小型石刻佛像幸存至今还是不少，特别是民间流散的石刻经幢、佛塔佛像、铜石木雕漆金佛像，其中不乏精妙之作。

　　石刻佛像1996年3月，鄞县山下庄原资教寺遗址发现高0.8米，下半身石观音残件，从雕刻的仰莲、赤脚和衣纹分析，该是宋明的历史遗物；同年6月，在鄞州新庄一古庵内发现清代石观音1件，高1.3米，现已漆饰贴金；1998年6月，宁海梁皇寺遗址发现高0.65米石坐佛像1尊，石佛除了头部比例显小外，其余整体适宜，特别是左手持有，可以认为是明代作品；1999年，奉化斗门桥北堍发现六面型石经幢一节，高0.3米，每面0.25米，刻有天王神将，雕刻较粗简，可能原为镇桥的经幢，似为明代的作品；2002年12月，鄞州西乡深溪村发现石启航坐弥勒1尊，已严重风化，高0.3米，为清代当地寺庵的遗物；2004年12月，宁海西店镇广德寺发现“坚牢地神”石刻，高0.4米，另有明代浮雕石刻坐佛，高0.25米。

　　铜铸佛像宁波在宋元明清曾有大型金属佛像，如铁观音寺、铁佛寺等。但目前传世的多为小型金属造像，1米以上者几乎未见。因小型金属造像便于携带，大多难以分清铸造地域。从我市现存的金属佛像来看，属于汉式的佛像，宁波本地从宋代以来都能铸造，而发现的密教或教佛像，多属外地流入。如保国寺收藏的明代禅定观音高0.7米，清代送子观音高0.25米，清代地藏立像高0.15米，均为汉式小型铜佛像，极具宁波地方特色。此外，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及余姚、奉化、宁海、镇海等博物馆也珍藏着一批汉式小铜佛。密教造像也包括教造像，为符合密教仪规，其造像有别于汉式，皮肤多，腰身细而装束华丽。保国寺珍藏的明代和清代2尊密教观音，高0.18－0.20米，与汉式观音完全不同。另1件教的坐观音更有特殊的造型特征。镇海区文管会珍藏的明代藏式铜释迦牟尼佛，高0.2米。此外，宁海广德寺珍藏的高0.5－0.2米的清代密教铜像，包括释迦牟尼、金翅大鹏神等，在我市其他博物馆、寺庙和私家也多有保存。

　　木雕佛像木雕主要以杉、松、杨、枫、柏、杏、檀、花梨、黄杨木等为材料，有白坯、装漆、敷彩、贴金等技艺。从明代起，宁波陆埠派造像对装金技艺更有特别的讲究，灰漆装金，耐晒、耐泡，因而名扬长江南北，在东南亚地区享有盛誉。宁波保国寺文保所收藏的漆金木雕阿弥陀佛高0.25米，与东钱湖下水村无量寿庵准提观音、韦驮头部造型，同属宁波派佛像，法相饱满，神态庄严而亲切，均属清代晚期作品。在宁海王爱山、长街集福寺，也曾发现清代木雕白衣观音和弥勒菩萨，造型简朴而亲切。宁海一私人收藏的贴金彩漆释迦牟尼佛和坦胸罗汉，高0.18－0.2米，面相的雕刻和衣纹的处理都已非常熟练。在宁波民间收藏的明清贴金木雕韦驮造像中，共同的特征是韦驮童子相，高0.25－0.30米，着宋明时代的将军服饰，气宇轩昂、威不可挡，充分体现了明清时代宁波佛像的世俗化。

　　红木雕是明清时代始有的木雕佛像，宁波博物馆藏《托天弥勒》高0.30米，是属观赏性的佛像。而民国时期的宁海《善财拜观音》，既供观赏，又可供崇拜，属工艺性比较强的民间佛像。

　　新中国成立，宁波佛教逐步恢复生机。1979年以后，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贯彻和全面改革开放，宁波佛教迅速发展，宁波佛像艺术也在继承中不断开拓创新，成为宁波经济文化发展历史中光彩夺目的明珠。

　　宁波天童寺和阿育王寺率先重造佛像1979年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按国务院民族宗教事务局的要求，力争在三年之内修复天童寺和阿育王寺，对外开放。当时由宁波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承担修寺、塑像任务。经过一年半的日夜奋战，高达10米左右的大佛、天王、罗汉等31尊佛像在1980年上半年就全部完工，当年就有11万信士和旅游者拜访了天童寺，其中还包括38批、共800人次的日本代表团。1981年初春，古鄮山“八吉祥地”的阿育王寺41尊佛像也全部塑造完成。1982初阿育王寺也正式向外开放，一年的旅游收入就达30余万元。

　　中国佛协赵朴初先生曾数次到天童寺和阿育王寺视察指导，他认为宁波佛像制造“还有人才，质量不错”。此后宁波的佛像塑造人员又为苏州灵岩山寺、安徽安庆迎江寺、滁县琅琊山寺、福州林阳寺、佛山大觉寺、沈阳般若寺、青岛湛山寺、常熟兴福寺、及本市的镇海宝陀寺、慈溪五磊寺等数十座主要寺院恢复了佛像。

　　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佛像的重造，不仅继承了浙东自汉唐至明清以来江南佛教造像的优良传统，又在明清形成的陆埠宗的基础上汲取我国北方的寺院造像、密教的藏式造像和保持沥粉彩绘、漆饰等传统技艺，并培训出了一大批造像人才，既为国内造像奠定了基础，也为宁波佛教造像弘传海外创造了条件。

　　余姚陆埠佛像与台湾宁波派佛像余姚历史文化悠久，佛教及佛像艺术在东汉和东吴时代已从西域传入。如安息国高僧安世高云游会稽距今已有1900年，三国时期西域康僧会也到过会稽。近年，余姚市发现一批晋代青瓷上的胎塑佛像，其与慈溪、鄞州的出土的胎塑佛像有异曲同工之妙。据记载，两晋时期的佛像雕塑师戴逵父子能塑善漆。明初，以陆埠镇雕刻艺人为主体的艺人团体，活跃在绍兴、宁波及杭州南京等地，形成了著名的“陆埠帮”。至清代晚期，陆埠帮在各地设立议事处，有的设在各地的“余姚会馆”中。

　　陆埠派佛像以木雕和灰漆装金为主要特色，主要用材是樟木，从明代以来就形成一整套规范的雕刻造型：面如满月，衣纹密集，佛菩萨眼神朝下，面对芸芸众生。在灰漆装金技艺上，数道生漆瓦片灰填底，生漆抄面，再水磨打光，经贴金之后，造成面与线的适度折射光，金漆色彩能保持百年以上。

　　清代晚期至民国，余姚陆埠的佛像艺人有黄炳荣、陆荣敖、马铭奎、张才明、卓福根、方明祥、陈小槐、鲍富贵、马妙清、王泰生等，他们的足迹远涉港台东南亚及云南、贵州、陕西、山东、四川、北京、安庆、苏州、天津、长沙、上海等。宁波市天童寺、阿育王寺、七塔寺、延庆寺、白衣寺等古刹无不留有他们的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80年宁波佛寺修复时期，陆埠派佛像师继续为天童寺、阿育王寺、七塔寺等佛像塑造的指导，在余姚境内的龙泉寺、芦山寺、灵岩寺等重造陆埠派佛像，并开始在陆埠和外地带艺徒。

　　宁波的佛教造像以陆埠宗为主要技艺，从明清衍传至新中国成立，其间以誉满港台和美国的王泰生最为著名。

　　王泰生（1909－1992），原籍绍兴，其父迁来陆埠后就在此定居。他八岁时就读于陆埠兰山小学，三年之后掇学拜黄炳荣等为师习艺。曾在宁波七塔寺和广东云门寺等做过数百尊佛像。1950年应著名高僧广东云门寺虚云和尚盛邀，带着10余位艺徒赴香港和台湾。1950年为菲律宾普济寺造佛像，又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造像。1967年作于台湾埔里观音山的高达5米的大型木雕漆金十一面千手观音是他的成名之作。这尊为适应台湾信众信仰的观音寺主尊主臂25对，475对小臂状如孔雀开屏。台湾行家认为：“这尊观音利用三角形力学原理，以满月为形的优秀杰作，不论何种角度观看，观音都显得慈祥和悦，令人叹为观止。”他还与艺徒林秀慈在台北树林镇山佳吉祥寺雕刻了高2.7米的坐莲观音、药师、韦驮、伽兰（关羽）等造像，这批造像与如今余姚龙泉寺的十一面观音和关羽等一脉相承。在台湾、美国、香港和福建等地，陆埠派佛像被命名为“宁波派佛像”。

　　1980年，离开故土30余年的王泰生回到故里后，把一批又一批陆埠佛像向海外推荐，如1989年运到香港的大型木雕佛像就达25尊。如今，陆埠的佛雕后继有人，依托于陆埠派佛像技艺的宁波佛像雕刻，又有了新的开拓。

　　宁海佛像艺术宁海的佛寺佛像自宋以来都由当地名家刻塑，石雕、彩塑、木雕及彩木刻都有。虽然寺院规模相比之下都比较小，但民间佛堂却极为普及。从现存明代梁王寺石刻佛像、黄坛大夫第清代佛像及民间技藏品中，可见其雕刻手法之朴实严谨。宁海的佛像可分为四大类，即民间造像、日本式佛像、青藏式佛像、根雕佛像。

　　民间造像：民间造像主要为本地的寺庵和家庭佛堂雕造佛像，用樟木、杏木、杉木、柏木、黄杨、枫香等木雕材料，或施彩、或素胎，还有泥塑彩绘沥粉装金，一般都是汉式佛像，造形亲切而庄严。在家庭佛堂供奉的以观音最多，且多以斗蓬正观音为主；其次为释迦佛和弥勒菩萨，已形成成套的造像仪规。如今知名造像艺人有县城内的黄才良，黄坛下张村葛安飞，前童村童小海、童蒂辛、童蒂寿等。

　　青藏式造像：改革开放以来，宁海民间雕刻艺人纷纷远离故土，童蒂辛、童蒂寿等为西藏和青海许多寺庙塑刻和绘制藏传佛教造像，如毛尔盖寺、拉卜楞寺、四川阿坝市佛教协会大经堂等。藏式的大佛、度母、唐卡等都经过宁海工匠之手获得了赞扬。黄坛下张的葛安飞也曾在青海做过佛像。此外，宁波慈云佛学院也邀请青海的佛像师雕刻了准提观音、三佛二弟子等藏式及汉藏结合的佛像。

　　日本式佛像：中国佛教造像在汉末三国时代已流传日本。入唐后，随着海上丝路的发展，中国雕像和画像源源不断流向日本。日本佛教造像自唐至宋明逐渐形成了中式与和式造像，既具中国唐宋风味，又具日本民族特色。日本木雕造像分为清木雕和彩木雕、独木雕和拼木雕，造像形式多采用汉传和藏传结合，作工细腻而严谨。从上世纪九十代年始，宁海木雕佛像以大量的来料、来样雕刻日本式佛像，如不动明王，仁王，不空绢索观音、如意轮观音、大权菩萨、罗汉、圣观音等等。2003年宁海东方艺术品公司曾把日本来料的二棵巨大桧木雕刻成一对长6.4米、直径0.6米的六百罗汉立柱。舟山普陀及宁波七塔寺也供有宁海佛雕师雕刻的日本式佛像。

　　民间根艺佛像：宁海在明末清初就有雕“柴株人”的民间艺人。如李云波（1893－1965）三代雕柴株人，曾有刘海、八仙、罗汉等传世。佛教造像之中的根艺造像，以罗汉、达摩、布袋弥勒、观音等题材，大型的作品高达数米，小型的只有数寸。近年来，宁海佛雕师葛安飞、倪小明等又用竹根雕制佛像，开拓了现代佛像艺术的新领域。

　　宁波市与鄞州现代佛像在宁波市区，工艺美术研究所和工艺美术厂的佛像制作已成为产业，先后承接国内数十处寺院大刹的佛像塑造，产品远销香港、美国等地区和国家。鄞州区自1990年以来，在东钱湖和鄞州中心区创设佛像雕造专业厂，承造木雕泥塑，铜铸、电解、树脂，夹紵漆像等，佛像产品遍销国内，并出口美国、日本、东南亚各国及港台地区。生产的高大佛像如29米的铜铸六祖慧能、高23米的铜铸天冠弥勒、高26米的云南木雕大佛、高11米的南通泥塑大佛等，享誉海内外。

　　奉化、慈溪、象山现代佛像奉化市的佛寺以雪窦寺最为著名。由于奉化是布袋弥勒应化之地，故雪窦寺、岳林寺、封山寺等都突出弥勒造像。1985年，雪窦山雪窦寺复建之后，专设弥勒宝殿，天王殿正中供印度佛经记载的天冠弥勒pg电子试玩平台，高达4米，由新加坡大居士捐奉。弥勒宝殿占地1218平方米，供奉高达5米的布袋弥勒。近年来，怡藏法师在寺西新建近代名僧太虚纪念堂，修建太虚大师灵塔，在院内邀请陕西塑佛师新塑天王、二十诸天及佛像，其造像风格依陕西古制，手法细腻庄严。此外，在新迁建的岳林寺也突出了布袋和尚造像。（插图58）

　　慈溪市主要佛寺有五磊寺、金仙寺和洞山寺等，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恢复。其中五磊寺的坐相韦驮和金仙寺木雕释迦牟尼的彩色木雕海岛十八罗汉较有特色。

　　象山县等慈禅寺、宝梵讲寺、弥陀净寺等都有千年以上历史，其中以弥陀净寺最有特色。该寺作为净土宗阿弥陀佛道场，进入山门后迎面有高达4米的观音菩萨造像迎接，大殿以阿弥陀佛为主尊，左右列彩塑仿宋式十八罗汉。寺内又专设赵五娘殿，据当地传说，赵五娘千里寻夫到白沙湾升天，因此赵五娘殿内塑刻赵五娘像。近20年来，该县的竹木雕刻，特别是竹根树根雕刻的工艺佛像颇具特色。

　　宁波海曙、江东、江北、北仑、镇海现代佛像宁波海曙区观宗寺，前身是延庆寺的“十六观堂”，民国时期观堂改名观宗寺，为弘扬天台宗的道场。1993年，开始修复寺院，天王殿、大雄宝殿重修后，供奉有四天王、弥勒、韦驮、三世佛及十八罗汉等。

　　江东区最宏伟的寺院是七塔寺。1980年七塔寺重修寺院，重制佛像，天王殿供新塑四大天王和弥勒、韦驮。由于七塔寺在明初曾迁入普陀山的普济寺，始成为观音道场，故恢复寺院后正殿为圆通宝殿，主尊为金木雕48臂千手观音坐像，高达7.8米，左右塑文殊普贤，殿内东西北三壁仍保存清代砖刻五百罗汉。圆通宝殿后为西方三圣殿，各高8米的立相阿弥陀佛居中，左右为立相观世音和大势至，木雕贴金，辉煌庄严。殿两壁悬九品莲台图共10幅，每幅高3米，宽2米，北壁二侧分塑护法伽蓝和开山祖师。可见七塔寺的佛像突出了禅宗观音道场的特色。

　　江北区已开放佛寺中以宝庆寺最为著名。该寺比较有特色的是观音殿中高5米的金木雕八面千手千眼大悲观音、殿堂左右彩塑二十四诸天。此外，除了西方三圣殿外，又设东方三圣殿、华严三圣殿，塑药师佛和日光月光菩萨、文殊普贤等，为其他禅寺所未有。

　　镇海和北仑的寺院基本上属禅寺。镇海招宝山上的宝陀寺，在明代时已是观音道场，1981年整修圆通宝殿，重塑毗卢观音及三十二应等。北仑佛寺最有特色的是,佛寺内增设道家殿堂。据地方志和寺志记载，北仑灵峰寺始建汉永平十六年（73），是浙东最早的佛寺之一，相传晋代葛洪曾在此炼丹济世；茅洋寺相传为葛洪母亲的修炼之处。故灵峰寺有葛仙殿，供有葛仙像；茅洋寺建有葛仙圣母殿，供有圣母像。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宁波佛寺的地方风俗特色。

　　明州石匠伊行知1260死于日本，其子伊行末为其父母造十三重石塔及二笠婆塔

　　甬上邱兴龙、邱光普父子成立四明邱兴龙画业行会，专事寺院佛画。画工有朱茂、朱三林、陈思义、包兴栋等

　　余姚陆埠黄炳荣等漆木泥塑佛像专业艺匠数十人，形成陆埠佛雕帮，名闻海内外。该派艺人还有陆荣敖、孙永兆、王水和、马铭奎、张明才等

　　余姚陆埠佛雕传人王泰生（1908－1992）为陆荣敖之徒，承制国内海外佛像，誉满港台，曾侨居美国，入籍英国

　　宁波佛塑艺人曹久裕（1890－1973），12岁从艺，塑佛制匾，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修鄞江桥悬慈庵。同时代佛塑艺人有杨明才、徐庆法、方明祥、詹振辉（闽籍）等，曾为宁波普陀、天台、福建等塑佛像数百尊

　　宁波曹厚德（1930—），幼承父业，曾为国内外塑佛像数千，著《中国佛像艺术》。同时代佛雕艺人有何谦

　　宁波著名佛像专家徐昌乾，宁海佛雕专家童蒂辛、童蒂寿、黄才良、葛安飞，鄞州陈盖洪、谢武宏等，继承传统佛教造像技艺，制作佛像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