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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电子试玩平台徐龙国:山东发现的汉代大型胡人石雕像再研究

2024-07-11 05: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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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g电子试玩平台对山东发现的汉代胡人石雕像,林梅村 、李零 、刘凤君 、邢义田 、郑岩 、朱浒 等先生均曾做过描述及探讨。尤其是邢义田对“胡人”面貌的研究,视野广阔,所涉资料遍及中外,分析细致入微,结论科学准确。朱浒对汉代画像中的胡人图像进行了研究,并以《山东地区汉代胡人石像研究》为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上述研究开阔了笔者的视野与思路,为大型胡人石雕像的再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过,对大型胡人石雕像的用途学者们尚有不同意见,对其所表达的含义也未曾提及。结合近来两例新发现,笔者对此再作浅析,以期得到一点新的认识,同时,对于汉代石雕像的艺术发展脉络作粗略地梳理。

  山东发现的胡人石雕像较多,据朱浒《山东地区汉代胡人石像研究》一文统计约有13尊,均为立体圆雕作品(不包括画像石上的线刻、浅浮雕、高浮雕及透雕作品)。朱浒把这些雕像分为跽坐式、四面式、草原式三类。除第一类外,其他两类都是小型雕像,高约100厘米上下。烟台牟平出土的3尊小型雕像,埋在墓葬周围的地下,其中一尊带“建和元年”( 公元147年) 及“急急如律令”铭文 ,由此推测,此类雕像多数应与道教镇墓活动有关。本文所说的大型胡人石雕像,即指朱浒文中的“跽坐式”一类。2012年以前,此类雕像山东地区发现了3尊,形体高大,多数高在200厘米以上,不同于墓内人物俑,从高鼻深目、头戴尖帽的形象判断,亦非中原汉人。2012年以后,山东临淄又发现2尊,形制与以前所见基本相同。根据出土地点、造型及体量判断,此类雕像应是立于墓葬或祠堂前面的胡人雕像pg电子试玩平台。

  (一)青州胡人雕像(图1)。1980 年,山东青州瀑水涧一条古河道边出土,现藏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雕像完整,高305厘米。石人头戴尖帽,高鼻深目,尖下颔,双臂细长,仅作象征性雕刻。双手合拢,十指相扣,交叉于腹部,双腿并拢,态度恭顺,坐于方形石座上。尖帽上有菱形穿璧纹和水波纹,身着紧身窄袖袍服,腰部装饰与帽边相同的图案 。硕大的头部和棱角分明的身体比例与真人大相径庭,手腕和腿部只雕出大体轮廓。从石人圆形的大耳朵、深陷的大眼睛、长长的尖下颔、椭圆形张开的嘴巴来看,是有意夸大表现出不同于真人的形象。雕像还特别表现茂密的络腮胡须。服装的表现上,石人穿着立领的筒袖上衣,上衣的表面全部雕刻着波状细纹。更可注意的是石人的着衣为左衽。腰带和帽子上浮雕出汉代画像石上常见的菱形穿璧纹。

  (二)兖州胡人像(图2)。1993年,山东兖州城东泗河金口坝附近出土。雕像完整,高135、宽47厘米。石人双臂及衣饰用阴线刻出。高鼻深目,头戴尖帽,双手握于胸前,手持弩,直身坐立 。据说雕像出土于金口坝以北泗河西岸的尧祠。李白在《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一诗中有“门前长跪双石人,有女如花日歌舞”的句子。可见,唐代还可以看到两个这样的石人像。

  1993年,泗河滩金口坝还出土2尊无头石人像,其一残高94、宽59厘米,其一残高76、宽50厘米,底座高约10厘米(图3)。无纹饰,四肢简略。2尊雕像的背部及臀下都刻有铭文,内容及书法风格相同,应出于同一人之手。臀下铭文有“此石人令守桥堰人蛟不得毁坏有辄毁坏殃及万世”21字;背部铭文共13行,行20字左右,漫漶严重,其中有“大魏延昌三年……将军兖州刺史河南元匡咨洙川不浚……于洙水之南,起石门人于泗津之下……纪时事书于四石人背而已……”字样,延昌三年为公元514年。清代咸丰年间,兖州也发现1尊同样的石人,现仅存拓片。根据残存的文字可知,有铭石人为兖州刺史元匡主持疏浚洙川(泗河)修筑泗津桥堰功成所造。很显然石人是用作镇水守桥的。郦道元《水经注》:“洙水……又南经瑕丘城东南入石门,石人结石为门,跨于水上也。”因有1尊已不存,2尊头部已失,形象不清,似为北魏时作品 。由铭文可知,石人原本应该有4尊。有学者认为其为汉代遗物,北魏时用作镇水守桥之用 。实际上,胡人雕像与上述3尊有铭雕像不但风格不同,而且胡人雕像亦无铭文,胡人雕像是汉代作品无疑。

  (三)临淄胡人像。2尊,分别发现徐家庄和左家庄 。徐家庄石人(图4)。1996年出土于临淄大道中段北侧300米(稷下街道徐家庄),现临淄区政府以东,遄台路以西。石人身躯形双耳。背部宽厚pg电子试玩平台,腹部肥大,突出,两臂自然下垂,贴身弯曲,双手抱腹,十指交叉相扣。两腿跽坐于方座上,赤脚,脚心朝外,脚趾相对,横置于臀下。细审之,尖帽有弧形边缘,上饰弧形双线纹,尖帽眉心上有一个四瓣柿蒂纹装饰图案。身穿衣甲,领有三重,外衣交领左衽,肩部以下至腰带以上周身雕出浅扇形纹饰,弧面朝下,状似铠甲,扇形纹直到臂腕处。腹部微下垂,腰部束带,饰菱形穿璧纹,宽15厘米。腿部所穿裤似编织的席纹。臂腕以下衣服纹饰与裤同。石座呈长方形,分三层,上层与跽坐的石人雕为一体,四周饰连弧纹;中间比上层稍宽,周边同样饰连弧纹;下层饰垂帐纹。

  左家庄石人(图5)。发现于临淄金山镇左家庄村西山坡上,面向东南,通高170、宽60、厚50、周长219厘米。虽然石人局部残损,后部被削平,头部、面部削去一半,足腿部及底座残破,但基本形象尚存,亦高鼻深目,与徐家庄石人相比,衣饰稍异,上身穿圆领衣,胸部双乳凹陷,双手合拢捧于腹前,十指相扣,亦呈跽坐式。《临淄文物志》认为,风格与中原石刻不同,可能是地方祭祀的对象,反映了古代民间地方崇拜 。

  两尊石人雕像都对特征作了特别刻画,徐家庄石人两个是凸出的,左家庄石人两个是凹陷的,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的凸凹,似乎代表了性别的差异,推测凸出者可能表示为女性,而凹陷者表示为男性。在以往的描述中,有人把徐家庄石人描述为上身赤裸,实际上是穿有衣物的,可能还是铠甲,腰部有一周明显的菱形穿璧纹,显然是表现丝绸的纹饰,但又不可思议地描绘了凸出的特征。左家庄石人也有同样的表现方式。

  此外,大约2010年前后,临淄又发现1尊胡人石雕像(图6)。据说出土于临淄西孙徐姚村东部,临淄大道在此由东西向转为南北向,西孙徐姚村隔临淄大道与临淄新建博物馆群东西相对,出土地点南面有一座很高的已经烂尾多年的大楼。雕像仅存上半身,下身残失,传说残存部分高约200厘米,仅胡人头部就达150厘米。从上半身雕像看,与青州、徐家庄、左家庄3尊大致相同,石人头戴尖帽,高鼻深目,尖帽前倾,边缘饰菱形穿璧纹。据说附近还出土其他石刻,其中包括2件汉人形象的石翁仲,据知情者描述,一件为拱手恭立,另一件为拄剑而立。两件石雕像应属附近汉墓的墓上石刻。从这一信息推测,胡人雕像为墓上石刻似无疑问。

  (四)邹城胡人像(图7)。1972年,山东邹城文物管理局在城关镇西关居委会院内征集到一尊石雕像,现藏山东邹城市南关孟子庙内。石人高148、宽48厘米,以灰白色砂岩雕刻,造型粗犷。头上似无冠帻,眉骨突出,眼窝内凹,鼻梁细直而隆起,面部形象与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青州石雕像有几分相似。上身双手持一棍状物,不能确指为何物,根据画像石推测,所持当为彗或为斧鉞等武器。下身浑然一体,不刻双腿,原来可能插入土内,故四面削刻如楔形 。邹城西关胡人像与其他胡人像造型不同,头上戴的不是尖帽,也非坐姿,不能肯定是否为墓上石雕。

  上述石雕像为胡人形象,对此学者们均无异议。胡人是我国古代中原汉人对北方和西方异族的通称。在汉人的认知领域,胡人的概念比较模糊,大致也有个变化的过程。先秦时的胡,专指匈奴,汉晋时期泛指匈奴、鲜卑、羯、氐、羌,“胡人”的范围已由北方逐渐扩大到西部族群。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提出“胡”(Hu)字为匈奴首音节“匈”(Hiun-Hu)之译音 。陈寅恪认为,“胡本匈奴(Huna)专名,去‘Na’而著‘Hu’,故音译曰胡,后始以之通称外族。” 汉代匈奴也以胡人自居,如狐鹿姑单于在致汉武帝的文书中曾说:“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 两汉时期,当北匈奴远遁,逐渐脱离汉人的视野,而南匈奴内附,开始汉化,匈奴族逐渐失去了“胡”指代的唯一性,王国维先生说,“后汉以后,匈奴浸微,西域诸国,遂专胡号”,并认为“设是胡人之容貌,显与他种不同,而其不同之处,则深目多须四字尽之”,“独西域人民与匈奴形貌类似,故匈奴失国后,此种人遂专有胡名,顾当时所以独名为胡者,实因形貌相同之故”。 吕思勉先生也认为:“胡之名初本专指匈奴,后乃貤为北族通称,更后则凡高鼻深目多须、形貌与东方人异者,举以是称焉。”

  《史记》《汉书》等汉代文献,从未记载匈奴、乌桓、鲜卑、羌等外族容貌上各有什么特点。关于匈奴,《汉书•李陵传》记载,汉使往匈奴见李陵和卫律,“后陵、律持牛酒劳汉使,博饮。两人皆胡服椎结”,除了胡服椎结外,再无其他容貌描述。《史记•大宛列传》里只提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挣分铢” 。《汉书•西域传》亦有相似的记述。另外,繁钦在《三胡赋》(残篇)中记载:“莎车之胡,黄目深睛,员耳狭颐。康居之胡,焦头折頞,高辅陷无,眼无黑眸,颊无余肉。罽宾之胡,面像炙蝟,顶如持囊,隈目赤眥,洞頞卬鼻。额似鼬皮,色象萎橘。”

  正如邢义田先生所言,汉代对胡人的描绘及刻画与汉代文献对胡人的记载一样,都是程式化、模式化或定型化的东西,绝少可以说得上写实的作品 。因此,画像或雕像上虽然是胡人,但与文献记载的哪一种胡人都无法完全对应,他们只是一个模糊概念。他进一步认为,山东发现的这种高鼻深目、头戴尖帽的胡人形象,很可能是与斯基泰人文化有关的某些白种民族,并推测可能是月氏或早于月氏的民族 。

  的确,在汉人的意识当中,这些高鼻深目、头戴尖帽的形象,常常被用来代表匈奴人、西域人等有异于中原人的外族人。在汉画像石上,这种人物形象有时自带榜题,自名为“胡”。如山东长清孝里铺孝堂山画像“胡汉战争图”中坐阵指挥的“胡王”(图8),山东微山两城画像石“胡汉战争图”中骑在马上的“胡将军” ,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过桥图中骑马持弩的“胡使弩” ,山东莒县东莞镇画像石中的“隶胡”等 ,他们都是高鼻深目、头戴尖帽的形象。还有一种虽不戴尖顶帽,但头及脸部多发须,也是胡人形象的写照,如河南方城杨集余庄村出土的一幅墓门画像,胡人圆眼,高鼻,大嘴,一手持斧,一手拥彗,面部还有黥印,门上“胡奴门”的榜题,点明了人物的身份 。

  上述雕像多数未经正式考古发掘,出土时缺乏其他伴生遗迹及遗物,对其用途,大家并无一致意见。学者一般推测是墓上的石雕,如李零、刘凤君 、林通雁 等。林通雁先生认为,石像表现的是一位侍者形象,应“列置于墓地或祠庙之前”。李零先生认为,胡人石雕像就是墓前的翁仲。因为青州胡人雕像出土于河道淤沙中,兖州胡人雕像又被报道与北魏镇水守桥石人一起出土,所以郑岩先生提出,可能是用于“镇水、守桥、护堰的偶像”的观点,同时提出,他们作为“大人”的仙人或“当时民间仅凭道听途说而雕刻的一尊胡神之像”的观点。郑岩的观点影响较大,被许多学者所引用或接受。虽然朱浒对郑岩的“镇水说”提出怀疑,但是并不能肯定其怀疑的正确性,仍然认为这种雕像“用于镇水是可能的”。

  首先,青州胡人雕像的出土地点可能已非原位,我们暂且不说,其他几尊雕像均非出土于河道或河岸。临淄的3尊都出土于距离河道较远地方,临淄西孙徐姚村石人是在基建过程中发现的,与之伴出的还有其他石刻。临淄左家庄石人发现于丘陵山腰,更无作为镇水守桥石人的可能。兖州胡人像与其他几尊北魏石人相比,不但风格不一样,而且北魏石人均带铭文,兖州胡人像没有铭文。从郦道元《水经注》和李白的送别诗看,当时胡人像有2尊,是立在兖州尧祠中的,而北魏石人有4尊,是立于兖州泗津桥两岸的。可能因为樊英民在报道时把他们放在了一起,因而引起了不少误会,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北魏石人也同汉代胡人像一样,是北魏利用汉代旧物作了镇桥石人。

  山东出土的胡人雕像尺寸较大,多数比线厘米,不是放在墓葬里的俑,而是放在地上的雕塑作品,是汉代墓上建筑的一部分,即李零先生所说的墓葬神道前面的翁仲。因为这些石人雕像体量较大,不易移动,如无大水冲击,河岸崩塌,一般其出土地点应为原位或距原位不远。如果以此为线索进行寻找,可能会发现他们所属的墓葬以及与之共存的其他遗迹。青州胡人雕像原位可能因距河岸不远,后因河岸崩塌,被冲入河道中。

  中国古代坟墓的地上建筑大约在商代晚期就出现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地上建筑的内容不断丰富。汉代时期,不仅墓上有高大的封土,封土周围有大片的墓园(冢茔),而且随着墓祭的普及,墓园内还出现了用于墓祭的祠堂、庙寝、门阙、神道建筑及其他石刻。这样的墓园建筑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墓地上的房屋建筑,如祠堂、庙寝、门阙等,一为墓地上的石刻,如石人、石兽、石碑、石柱等。关于以上两个部分,《汉书》《后汉书》《水经注》《金石录》《隶释》等文献记载十分丰富,杨树达先生对此做过专门的整理研究 。从《水经注》记载看,在郦道元时代,不仅很多墓园布局很清楚,而且墓上石刻保存也比较完好。有的墓地甚至在祠堂前立有三通石碑、两座石阙及四对石雕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失,《水经注》所记载的汉代墓上石刻,只有少数流传下来,大量的已经湮没地下或已毁坏不存,以至于人们对绝大多数汉代墓园建筑的布局及内含模糊不清了。

  近年来,考古发现的一些西汉墓葬,如陕西咸阳西汉阳陵、河南商丘梁孝王陵园 、江苏盱眙江都王刘非陵园、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园等,都发现墓葬周围有冢茔、庙寝、门阙、司马道等,此时墓上石刻还没有发展起来,除汉武帝时期的霍去病墓、张骞墓外,其他墓葬均未发现墓上石刻。

  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墓上石刻逐渐发展起来,在山东、江苏、河南、四川、北京等地发现很多东汉祠堂、门阙、石兽、石碑、石柱等,应该是墓上建筑的遗存,如山东金乡“朱鲔”墓 、嘉祥武氏祠 、嘉祥宋山石祠 、长清孝里铺孝堂山“郭炬”祠堂 、江苏徐州白集墓 等。山东嘉祥武氏祠至少有4座墓葬,墓葬前面各有1座祠堂,在其前面有一条共用的神道,神道前端两边各有1个石狮和1座阙 。北京石景山发现17块石刻,为汉故幽州书佐秦君石阙及神道石碑 (图9)。

  在石刻当中,神兽及动物石刻占居多数,目前见到的神兽有天禄、辟邪、麒麟,动物有狮子、骆驼、马、牛、羊、象、虎、鹿等。动物石刻一般比较容易辨认,而一些神兽则不易分辨。关于麒麟和天禄的区别,林梅村先生认为,它们都是带翼双角神兽,麒麟系蹄足,天禄系爪足。先秦文献多次提到麒麟,月氏人西迁中亚以前麒麟已经传入中原。大月氏王陵所出麒麟均为蹄足,河南邓县汉墓出土的麒麟画像也为蹄足,并有“麒麟”题铭可资证明 。天禄往往与辟邪成对出现,有的自带铭文,如《集古录》卷三记载:“后汉宗资墓今在邓州南阳界中。墓前有二石兽,刻其膊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图10)实际上,天禄即天鹿,《三辅黄图》卷六“天禄阁,藏典籍之所,汉宫殿疏云,天禄麒麟阁,萧何造,以藏秘书,处贤才也。”辟邪,是带翼的狮子,来自西方的波斯,汉代叫安息。“辟邪”二字即波斯“Persia”的译音,“此实为全亚细亚以及欧洲诸国各种狮类雕刻的鼻祖” 。

  石人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类墓上石刻,不但文献中有载,而且也有一些实物发现。《水经注》卷二十二《洧水》记,汉弘农太守张伯雅“庚门表二石阙,夹对石兽于阙下。冢前有石庙,列植三碑。碑云:德字伯雅,河南密人也。碑侧竖两石人,有数石柱及诸石兽矣”。《风俗通》卷九《怪神篇》载:“汝南汝阳彭氏墓,路头立一石人,在石兽后。”巫鸿根据《水经注》的记载,描述了河南密县张德墓上建筑的情况,“此墓地的基本设计方案遵循东汉单冢墓地的标准模式。与尹俭墓地类似,这里入口处矗立着双阙和石兽,石祠修建于墓前,紧挨着祠堂立着一排三座石碑。除却这些基本组成部分,张德墓地里还有立于碑旁的两个石人、数对石柱以及另外一些石兽” 。

  李零先生在其《翁仲考》一文中,比较全面地收录了现已发现的东汉石人雕像,有山东邹城市匡庄1尊,邹城西关1尊,曲阜汉故乐安太守墓2尊,曲阜东汉鲁王墓2尊,枣庄桥上、藤楼、小李楼和张古堆共7尊 ,河南登封中岳庙2尊,北京丰台永定河1尊。

  另外还有两例,李零先生未能收录其中。1985年,河北石家庄北郊小安舍村发现一对男女石人雕像(图11)。男像高174厘米,女像高160厘米,除了帽子和腰带外没有着衣。男女双手抱于胸前pg电子试玩平台,露,肚脐,并清楚地雕刻出两性生殖器。腰间均系带,但头饰不同,男戴冠帻,脑后有发髻。女戴帽,顶部下陷,中央阴线刻成方形。二者均为跽坐式,除无尖帽外,其面部及的刻画,与山东临淄所出胡人相近,从平帽分析,汉人特征多一些,时代当为东汉晚期。出土地距赵佗先人墓3公里 。

  1981年,陕西华阴西岳庙内出土一尊石人像,身高182、宽48厘米,与线)。石人右脸一侧残留着可能是所持物顶端的石块,推测是彗的顶端,因此被称为“持彗石人”。石人长髻,著大领右衽袖袍,足蹬方履,右手执彗,左手搭于右臂上。胸前原有五字,但已剥落。右衽向来被认为是中原汉人的服饰传统 。

  以上石人雕像均是立于墓上的翁仲。翁仲始见于东汉文献中。汉末高诱《淮南子•汜论训》注:“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长人见于临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写其形,铸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也。”三国时东吴人谢承《后汉纪》亦曰:“铜人,翁仲其名也。”林梅村先生认为,翁仲来源于匈奴人的“鬼神”一词,蒙古语作“ongon”(偶像) 。

  李零先生专门对石人与翁仲进行了区分,认为,“石人指各种石刻的人像,主要是武士像或文、武官员像,有时也包括其他种类,如蕃酋像、蕃臣像或宫人像,多列于石兽后,夹神道而立。翁仲即石人中的武士像或文、武官员像”。并认为,“秦汉魏晋南北朝的铜翁仲,从文献记载看,应是胡装、胡相的翁仲,本来的含义是借夷狄为守卫。但东汉魏晋南北朝的石翁仲,一般都是作拄剑武士像,除个别例外,完全被中国化。这种形象也沿用唐代” 。

  从所见实物看,东汉墓上的石翁仲至少可分两大类,一类是汉人形象,一类是胡人形象。汉人形象即被“中国化”的翁仲,而胡人形象大概就是李零所说“个别例外”的翁仲。从山东的发现来看,胡人翁仲并不少见。

  总之,通过胡人雕像发现情况的叙述,结合汉代墓上石刻的发生与发展进程以及汉代人物石雕的有关论述,我们认为,胡人石雕像并非镇水守桥的石人,也不是民间祭祀的对象,而是与汉人形象的石雕像一样,都是立于墓前的翁仲。至于胡人石雕像出现的历史背景、立于墓前的喻意、石人雕刻艺术的来源及发展轨迹,容今后另撰一文进行论述。

  感谢好友陈旭先生提供临淄西孙徐姚村胡人雕像的出土资料,并一同踏查发现现场。感谢临淄文物局王晓莲老师陪同考察临淄左家庄胡人石像。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作者:徐龙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美术研究》2017年第3期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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