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电子试玩平台对山东发现的汉代胡人石雕像，林梅村 、李零 、刘凤君 、邢义田 、郑岩 、朱浒 等先生均曾做过描述及探讨。尤其是邢义田对“胡人”面貌的研究，视野广阔，所涉资料遍及中外，分析细致入微，结论科学准确。朱浒对汉代画像中的胡人图像进行了研究，并以《山东地区汉代胡人石像研究》为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上述研究开阔了笔者的视野与思路，为大型胡人石雕像的再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过，对大型胡人石雕像的用途学者们尚有不同意见，对其所表达的含义也未曾提及。结合近来两例新发现，笔者对此再作浅析，以期得到一点新的认识，同时，对于汉代石雕像的艺术发展脉络作粗略地梳理。

　　山东发现的胡人石雕像较多，据朱浒《山东地区汉代胡人石像研究》一文统计约有13尊，均为立体圆雕作品(不包括画像石上的线刻、浅浮雕、高浮雕及透雕作品)。朱浒把这些雕像分为跽坐式、四面式、草原式三类。除第一类外，其他两类都是小型雕像，高约100厘米上下。烟台牟平出土的3尊小型雕像，埋在墓葬周围的地下，其中一尊带“建和元年”( 公元147年) 及“急急如律令”铭文 ，由此推测，此类雕像多数应与道教镇墓活动有关。本文所说的大型胡人石雕像，即指朱浒文中的“跽坐式”一类。2012年以前，此类雕像山东地区发现了3尊，形体高大，多数高在200厘米以上，不同于墓内人物俑，从高鼻深目、头戴尖帽的形象判断，亦非中原汉人。2012年以后，山东临淄又发现2尊，形制与以前所见基本相同。根据出土地点、造型及体量判断，此类雕像应是立于墓葬或祠堂前面的胡人雕像pg电子试玩平台。

　　(一)青州胡人雕像(图1)。1980 年，山东青州瀑水涧一条古河道边出土，现藏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雕像完整，高305厘米。石人头戴尖帽，高鼻深目，尖下颔，双臂细长，仅作象征性雕刻。双手合拢，十指相扣，交叉于腹部，双腿并拢，态度恭顺，坐于方形石座上。尖帽上有菱形穿璧纹和水波纹，身着紧身窄袖袍服，腰部装饰与帽边相同的图案 。硕大的头部和棱角分明的身体比例与真人大相径庭，手腕和腿部只雕出大体轮廓。从石人圆形的大耳朵、深陷的大眼睛、长长的尖下颔、椭圆形张开的嘴巴来看，是有意夸大表现出不同于真人的形象。雕像还特别表现茂密的络腮胡须。服装的表现上，石人穿着立领的筒袖上衣，上衣的表面全部雕刻着波状细纹。更可注意的是石人的着衣为左衽。腰带和帽子上浮雕出汉代画像石上常见的菱形穿璧纹。

　　(二)兖州胡人像(图2)。1993年，山东兖州城东泗河金口坝附近出土。雕像完整，高135、宽47厘米。石人双臂及衣饰用阴线刻出。高鼻深目，头戴尖帽，双手握于胸前，手持弩，直身坐立 。据说雕像出土于金口坝以北泗河西岸的尧祠。李白在《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一诗中有“门前长跪双石人，有女如花日歌舞”的句子。可见，唐代还可以看到两个这样的石人像。

　　1993年，泗河滩金口坝还出土2尊无头石人像，其一残高94、宽59厘米，其一残高76、宽50厘米，底座高约10厘米(图3)。无纹饰，四肢简略。2尊雕像的背部及臀下都刻有铭文，内容及书法风格相同，应出于同一人之手。臀下铭文有“此石人令守桥堰人蛟不得毁坏有辄毁坏殃及万世”21字；背部铭文共13行，行20字左右，漫漶严重，其中有“大魏延昌三年……将军兖州刺史河南元匡咨洙川不浚……于洙水之南，起石门人于泗津之下……纪时事书于四石人背而已……”字样，延昌三年为公元514年。清代咸丰年间，兖州也发现1尊同样的石人，现仅存拓片。根据残存的文字可知，有铭石人为兖州刺史元匡主持疏浚洙川(泗河)修筑泗津桥堰功成所造。很显然石人是用作镇水守桥的。郦道元《水经注》：“洙水……又南经瑕丘城东南入石门，石人结石为门，跨于水上也。”因有1尊已不存，2尊头部已失，形象不清，似为北魏时作品 。由铭文可知，石人原本应该有4尊。有学者认为其为汉代遗物，北魏时用作镇水守桥之用 。实际上，胡人雕像与上述3尊有铭雕像不但风格不同，而且胡人雕像亦无铭文，胡人雕像是汉代作品无疑。

　　(三)临淄胡人像。2尊，分别发现徐家庄和左家庄 。徐家庄石人(图4)。1996年出土于临淄大道中段北侧300米(稷下街道徐家庄)，现临淄区政府以东，遄台路以西。石人身躯形双耳。背部宽厚pg电子试玩平台，腹部肥大，突出，两臂自然下垂，贴身弯曲，双手抱腹，十指交叉相扣。两腿跽坐于方座上，赤脚，脚心朝外，脚趾相对，横置于臀下。细审之，尖帽有弧形边缘，上饰弧形双线纹，尖帽眉心上有一个四瓣柿蒂纹装饰图案。身穿衣甲，领有三重，外衣交领左衽，肩部以下至腰带以上周身雕出浅扇形纹饰，弧面朝下，状似铠甲，扇形纹直到臂腕处。腹部微下垂，腰部束带，饰菱形穿璧纹，宽15厘米。腿部所穿裤似编织的席纹。臂腕以下衣服纹饰与裤同。石座呈长方形，分三层，上层与跽坐的石人雕为一体，四周饰连弧纹；中间比上层稍宽，周边同样饰连弧纹；下层饰垂帐纹。

　　左家庄石人(图5)。发现于临淄金山镇左家庄村西山坡上，面向东南，通高170、宽60、厚50、周长219厘米。虽然石人局部残损，后部被削平，头部、面部削去一半，足腿部及底座残破，但基本形象尚存，亦高鼻深目，与徐家庄石人相比，衣饰稍异，上身穿圆领衣，胸部双乳凹陷，双手合拢捧于腹前，十指相扣，亦呈跽坐式。《临淄文物志》认为，风格与中原石刻不同，可能是地方祭祀的对象，反映了古代民间地方崇拜 。

　　两尊石人雕像都对特征作了特别刻画，徐家庄石人两个是凸出的，左家庄石人两个是凹陷的，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的凸凹，似乎代表了性别的差异，推测凸出者可能表示为女性，而凹陷者表示为男性。在以往的描述中，有人把徐家庄石人描述为上身赤裸，实际上是穿有衣物的，可能还是铠甲，腰部有一周明显的菱形穿璧纹，显然是表现丝绸的纹饰，但又不可思议地描绘了凸出的特征。左家庄石人也有同样的表现方式。

　　此外，大约2010年前后，临淄又发现1尊胡人石雕像(图6)。据说出土于临淄西孙徐姚村东部，临淄大道在此由东西向转为南北向，西孙徐姚村隔临淄大道与临淄新建博物馆群东西相对，出土地点南面有一座很高的已经烂尾多年的大楼。雕像仅存上半身，下身残失，传说残存部分高约200厘米，仅胡人头部就达150厘米。从上半身雕像看，与青州、徐家庄、左家庄3尊大致相同，石人头戴尖帽，高鼻深目，尖帽前倾，边缘饰菱形穿璧纹。据说附近还出土其他石刻，其中包括2件汉人形象的石翁仲，据知情者描述，一件为拱手恭立，另一件为拄剑而立。两件石雕像应属附近汉墓的墓上石刻。从这一信息推测，胡人雕像为墓上石刻似无疑问。

　　(四)邹城胡人像(图7)。1972年，山东邹城文物管理局在城关镇西关居委会院内征集到一尊石雕像，现藏山东邹城市南关孟子庙内。石人高148、宽48厘米，以灰白色砂岩雕刻，造型粗犷。头上似无冠帻，眉骨突出，眼窝内凹，鼻梁细直而隆起，面部形象与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青州石雕像有几分相似。上身双手持一棍状物，不能确指为何物，根据画像石推测，所持当为彗或为斧鉞等武器。下身浑然一体，不刻双腿，原来可能插入土内，故四面削刻如楔形 。邹城西关胡人像与其他胡人像造型不同，头上戴的不是尖帽，也非坐姿，不能肯定是否为墓上石雕。

　　上述石雕像为胡人形象，对此学者们均无异议。胡人是我国古代中原汉人对北方和西方异族的通称。在汉人的认知领域，胡人的概念比较模糊，大致也有个变化的过程。先秦时的胡，专指匈奴，汉晋时期泛指匈奴、鲜卑、羯、氐、羌，“胡人”的范围已由北方逐渐扩大到西部族群。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提出“胡”（Hu）字为匈奴首音节“匈”（Hiun-Hu）之译音 。陈寅恪认为，“胡本匈奴（Huna）专名，去‘Na’而著‘Hu’，故音译曰胡，后始以之通称外族。” 汉代匈奴也以胡人自居，如狐鹿姑单于在致汉武帝的文书中曾说：“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 两汉时期，当北匈奴远遁，逐渐脱离汉人的视野，而南匈奴内附，开始汉化，匈奴族逐渐失去了“胡”指代的唯一性，王国维先生说，“后汉以后，匈奴浸微，西域诸国，遂专胡号”，并认为“设是胡人之容貌，显与他种不同，而其不同之处，则深目多须四字尽之”，“独西域人民与匈奴形貌类似，故匈奴失国后，此种人遂专有胡名，顾当时所以独名为胡者，实因形貌相同之故”。 吕思勉先生也认为：“胡之名初本专指匈奴，后乃貤为北族通称，更后则凡高鼻深目多须、形貌与东方人异者，举以是称焉。”

　　《史记》《汉书》等汉代文献，从未记载匈奴、乌桓、鲜卑、羌等外族容貌上各有什么特点。关于匈奴，《汉书•李陵传》记载，汉使往匈奴见李陵和卫律，“后陵、律持牛酒劳汉使，博饮。两人皆胡服椎结”，除了胡服椎结外，再无其他容貌描述。《史记•大宛列传》里只提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挣分铢” 。《汉书•西域传》亦有相似的记述。另外，繁钦在《三胡赋》（残篇）中记载：“莎车之胡，黄目深睛，员耳狭颐。康居之胡，焦头折頞，高辅陷无，眼无黑眸，颊无余肉。罽宾之胡，面像炙蝟，顶如持囊，隈目赤眥，洞頞卬鼻。额似鼬皮，色象萎橘。”

　　正如邢义田先生所言，汉代对胡人的描绘及刻画与汉代文献对胡人的记载一样，都是程式化、模式化或定型化的东西，绝少可以说得上写实的作品 。因此，画像或雕像上虽然是胡人，但与文献记载的哪一种胡人都无法完全对应，他们只是一个模糊概念。他进一步认为，山东发现的这种高鼻深目、头戴尖帽的胡人形象，很可能是与斯基泰人文化有关的某些白种民族，并推测可能是月氏或早于月氏的民族 。

　　的确，在汉人的意识当中，这些高鼻深目、头戴尖帽的形象，常常被用来代表匈奴人、西域人等有异于中原人的外族人。在汉画像石上，这种人物形象有时自带榜题，自名为“胡”。如山东长清孝里铺孝堂山画像“胡汉战争图”中坐阵指挥的“胡王”(图8)，山东微山两城画像石“胡汉战争图”中骑在马上的“胡将军” ，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过桥图中骑马持弩的“胡使弩” ，山东莒县东莞镇画像石中的“隶胡”等 ，他们都是高鼻深目、头戴尖帽的形象。还有一种虽不戴尖顶帽，但头及脸部多发须，也是胡人形象的写照，如河南方城杨集余庄村出土的一幅墓门画像，胡人圆眼，高鼻，大嘴，一手持斧，一手拥彗，面部还有黥印，门上“胡奴门”的榜题，点明了人物的身份 。

　　上述雕像多数未经正式考古发掘，出土时缺乏其他伴生遗迹及遗物，对其用途，大家并无一致意见。学者一般推测是墓上的石雕，如李零、刘凤君 、林通雁 等。林通雁先生认为，石像表现的是一位侍者形象，应“列置于墓地或祠庙之前”。李零先生认为，胡人石雕像就是墓前的翁仲。因为青州胡人雕像出土于河道淤沙中，兖州胡人雕像又被报道与北魏镇水守桥石人一起出土，所以郑岩先生提出，可能是用于“镇水、守桥、护堰的偶像”的观点，同时提出，他们作为“大人”的仙人或“当时民间仅凭道听途说而雕刻的一尊胡神之像”的观点。郑岩的观点影响较大，被许多学者所引用或接受。虽然朱浒对郑岩的“镇水说”提出怀疑，但是并不能肯定其怀疑的正确性，仍然认为这种雕像“用于镇水是可能的”。

　　首先，青州胡人雕像的出土地点可能已非原位，我们暂且不说，其他几尊雕像均非出土于河道或河岸。临淄的3尊都出土于距离河道较远地方，临淄西孙徐姚村石人是在基建过程中发现的，与之伴出的还有其他石刻。临淄左家庄石人发现于丘陵山腰，更无作为镇水守桥石人的可能。兖州胡人像与其他几尊北魏石人相比，不但风格不一样，而且北魏石人均带铭文，兖州胡人像没有铭文。从郦道元《水经注》和李白的送别诗看，当时胡人像有2尊，是立在兖州尧祠中的，而北魏石人有4尊，是立于兖州泗津桥两岸的。可能因为樊英民在报道时把他们放在了一起，因而引起了不少误会，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北魏石人也同汉代胡人像一样，是北魏利用汉代旧物作了镇桥石人。

　　山东出土的胡人雕像尺寸较大，多数比线厘米，不是放在墓葬里的俑，而是放在地上的雕塑作品，是汉代墓上建筑的一部分，即李零先生所说的墓葬神道前面的翁仲。因为这些石人雕像体量较大，不易移动，如无大水冲击，河岸崩塌，一般其出土地点应为原位或距原位不远。如果以此为线索进行寻找，可能会发现他们所属的墓葬以及与之共存的其他遗迹。青州胡人雕像原位可能因距河岸不远，后因河岸崩塌，被冲入河道中。

　　中国古代坟墓的地上建筑大约在商代晚期就出现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地上建筑的内容不断丰富。汉代时期，不仅墓上有高大的封土，封土周围有大片的墓园（冢茔），而且随着墓祭的普及，墓园内还出现了用于墓祭的祠堂、庙寝、门阙、神道建筑及其他石刻。这样的墓园建筑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墓地上的房屋建筑，如祠堂、庙寝、门阙等，一为墓地上的石刻，如石人、石兽、石碑、石柱等。关于以上两个部分，《汉书》《后汉书》《水经注》《金石录》《隶释》等文献记载十分丰富，杨树达先生对此做过专门的整理研究 。从《水经注》记载看，在郦道元时代，不仅很多墓园布局很清楚，而且墓上石刻保存也比较完好。有的墓地甚至在祠堂前立有三通石碑、两座石阙及四对石雕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失，《水经注》所记载的汉代墓上石刻，只有少数流传下来，大量的已经湮没地下或已毁坏不存，以至于人们对绝大多数汉代墓园建筑的布局及内含模糊不清了。

　　近年来，考古发现的一些西汉墓葬，如陕西咸阳西汉阳陵、河南商丘梁孝王陵园 、江苏盱眙江都王刘非陵园、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园等，都发现墓葬周围有冢茔、庙寝、门阙、司马道等，此时墓上石刻还没有发展起来，除汉武帝时期的霍去病墓、张骞墓外，其他墓葬均未发现墓上石刻。

　　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墓上石刻逐渐发展起来，在山东、江苏、河南、四川、北京等地发现很多东汉祠堂、门阙、石兽、石碑、石柱等，应该是墓上建筑的遗存，如山东金乡“朱鲔”墓 、嘉祥武氏祠 、嘉祥宋山石祠 、长清孝里铺孝堂山“郭炬”祠堂 、江苏徐州白集墓 等。山东嘉祥武氏祠至少有4座墓葬，墓葬前面各有1座祠堂，在其前面有一条共用的神道，神道前端两边各有1个石狮和1座阙 。北京石景山发现17块石刻，为汉故幽州书佐秦君石阙及神道石碑 (图9)。

　　在石刻当中，神兽及动物石刻占居多数，目前见到的神兽有天禄、辟邪、麒麟，动物有狮子、骆驼、马、牛、羊、象、虎、鹿等。动物石刻一般比较容易辨认，而一些神兽则不易分辨。关于麒麟和天禄的区别，林梅村先生认为，它们都是带翼双角神兽，麒麟系蹄足，天禄系爪足。先秦文献多次提到麒麟，月氏人西迁中亚以前麒麟已经传入中原。大月氏王陵所出麒麟均为蹄足，河南邓县汉墓出土的麒麟画像也为蹄足，并有“麒麟”题铭可资证明 。天禄往往与辟邪成对出现，有的自带铭文，如《集古录》卷三记载：“后汉宗资墓今在邓州南阳界中。墓前有二石兽，刻其膊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图10)实际上，天禄即天鹿，《三辅黄图》卷六“天禄阁，藏典籍之所，汉宫殿疏云，天禄麒麟阁，萧何造，以藏秘书，处贤才也。”辟邪，是带翼的狮子，来自西方的波斯，汉代叫安息。“辟邪”二字即波斯“Persia”的译音，“此实为全亚细亚以及欧洲诸国各种狮类雕刻的鼻祖” 。

　　石人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类墓上石刻，不但文献中有载，而且也有一些实物发现。《水经注》卷二十二《洧水》记，汉弘农太守张伯雅“庚门表二石阙，夹对石兽于阙下。冢前有石庙，列植三碑。碑云：德字伯雅，河南密人也。碑侧竖两石人，有数石柱及诸石兽矣”。《风俗通》卷九《怪神篇》载：“汝南汝阳彭氏墓，路头立一石人，在石兽后。”巫鸿根据《水经注》的记载，描述了河南密县张德墓上建筑的情况，“此墓地的基本设计方案遵循东汉单冢墓地的标准模式。与尹俭墓地类似，这里入口处矗立着双阙和石兽，石祠修建于墓前，紧挨着祠堂立着一排三座石碑。除却这些基本组成部分，张德墓地里还有立于碑旁的两个石人、数对石柱以及另外一些石兽” 。

　　李零先生在其《翁仲考》一文中，比较全面地收录了现已发现的东汉石人雕像，有山东邹城市匡庄1尊，邹城西关1尊，曲阜汉故乐安太守墓2尊，曲阜东汉鲁王墓2尊，枣庄桥上、藤楼、小李楼和张古堆共7尊 ，河南登封中岳庙2尊，北京丰台永定河1尊。

　　另外还有两例，李零先生未能收录其中。1985年，河北石家庄北郊小安舍村发现一对男女石人雕像(图11)。男像高174厘米，女像高160厘米，除了帽子和腰带外没有着衣。男女双手抱于胸前pg电子试玩平台，露，肚脐，并清楚地雕刻出两性生殖器。腰间均系带，但头饰不同，男戴冠帻，脑后有发髻。女戴帽，顶部下陷，中央阴线刻成方形。二者均为跽坐式,除无尖帽外，其面部及的刻画，与山东临淄所出胡人相近，从平帽分析，汉人特征多一些，时代当为东汉晚期。出土地距赵佗先人墓3公里 。

　　1981年，陕西华阴西岳庙内出土一尊石人像，身高182、宽48厘米，与线)。石人右脸一侧残留着可能是所持物顶端的石块,推测是彗的顶端,因此被称为“持彗石人”。石人长髻，著大领右衽袖袍，足蹬方履，右手执彗，左手搭于右臂上。胸前原有五字，但已剥落。右衽向来被认为是中原汉人的服饰传统 。

　　以上石人雕像均是立于墓上的翁仲。翁仲始见于东汉文献中。汉末高诱《淮南子•汜论训》注：“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长人见于临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写其形，铸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也。”三国时东吴人谢承《后汉纪》亦曰：“铜人，翁仲其名也。”林梅村先生认为，翁仲来源于匈奴人的“鬼神”一词，蒙古语作“ongon”(偶像) 。

　　李零先生专门对石人与翁仲进行了区分，认为，“石人指各种石刻的人像，主要是武士像或文、武官员像，有时也包括其他种类，如蕃酋像、蕃臣像或宫人像，多列于石兽后，夹神道而立。翁仲即石人中的武士像或文、武官员像”。并认为，“秦汉魏晋南北朝的铜翁仲，从文献记载看，应是胡装、胡相的翁仲，本来的含义是借夷狄为守卫。但东汉魏晋南北朝的石翁仲，一般都是作拄剑武士像，除个别例外，完全被中国化。这种形象也沿用唐代” 。

　　从所见实物看，东汉墓上的石翁仲至少可分两大类，一类是汉人形象，一类是胡人形象。汉人形象即被“中国化”的翁仲，而胡人形象大概就是李零所说“个别例外”的翁仲。从山东的发现来看，胡人翁仲并不少见。

　　总之，通过胡人雕像发现情况的叙述，结合汉代墓上石刻的发生与发展进程以及汉代人物石雕的有关论述，我们认为，胡人石雕像并非镇水守桥的石人，也不是民间祭祀的对象，而是与汉人形象的石雕像一样，都是立于墓前的翁仲。至于胡人石雕像出现的历史背景、立于墓前的喻意、石人雕刻艺术的来源及发展轨迹，容今后另撰一文进行论述。

　　感谢好友陈旭先生提供临淄西孙徐姚村胡人雕像的出土资料，并一同踏查发现现场。感谢临淄文物局王晓莲老师陪同考察临淄左家庄胡人石像。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作者：徐龙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美术研究》2017年第3期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